不是我们挑工作而是生活压力太大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打工潮，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80后、90后的新生代日益成为农民工的主力。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传递出中央对人数约达1亿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注。由此，新生代农民工正式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新生代农民工又被称为第二代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一些，因此职业期望值也相对高一些。踩着父辈足迹来到城市的他们，在想些什么？这一代农民工群体有着怎样的择业观？他们如何看待当前的"用工难"？面对外界"挑工作"的批评，他们又是怎样想的？记者日前采访了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从他们的视角解读"招工难"。

    张举荣出生于1989年，向邦全出生于1991年，他们俩分别是万州区龙驹镇和新田镇人，两人也是姨表亲。3月10日，两个写着一脸稚气的男孩站在人才市场的招聘信息栏前不紧不慢地看着，眼神中明显透着对这个新世界的期待。他们都是前一天下午到城里的。

    向邦全是第一次离开家乡，他来这里是为了和爸爸会合，他的爸爸向贵玉已经在城市里工作了10多年，在一家工厂做保安。因为工作的原因，向贵玉今年没有回家过年。而姨表哥张举荣已经连续第3年外出了，他大胆地带上向邦全，两人今年一同出来准备在万州城区找事做。

    虽然才21岁，已经工作了3年的张举荣对工作的规划比弟弟要清晰得多。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是做得开心"，如果对他要求太多，他会"二话不说，马上提起行囊就走人"。

    两个孩子找工作的"基本原则"惊人的相似。向邦全虽然才第一次出外打工，听到姨表哥的说法，他也附和道："是啊，工作最重要的是开心。"站在一旁的爸爸向贵玉一脸慈爱地看着他们，笑着说："他们愿意怎么找就怎么找，我不限制他们。"

    两姨表兄弟理想中的工厂必须具备几点："不要管得太严"，不然他们肯定待不住。不要加班，下班后可以自由地到任何地方去，不要穿统一的工装上班，不要军事化管理。

    依照这一逻辑，才3年时间，杨举荣已经换了好几个行当。先是在深圳从事电子元件行业，后来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建筑工，可"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做建筑工的时候，每天在钢筋架上，一晒就是一天，工资也不比其他工种高。"他说他并不怕吃苦，从小在农村长大，什么苦都能吃，但这个苦对他来说，吃得"不值"。他说他家中现在只有不到两亩的耕地，种地不可能赚钱，必须走出来。

    在工作的选择上，两兄弟的想法都很坚决："凡是对身体有害的行业，给再多的钱也不去，比如说喷油漆，一个月给我2万元我也不会去的。"

    几年下来，张举荣深刻地认识到了一点，必须要有一技之长，做工就要做技术工，不能做普工，"搬运这样的事一定不能做"。这几年，他也有过被拒绝的经历，有企业招技术工，他去应聘，对方说只要熟练工，张举荣就非常疑惑地问招聘人员："难道有人天生就熟练吗？不都是慢慢学的吗？为什么不能给我们机会呢？

    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收入期望颇高其中的原因是他们普遍具备一定"挑工作"的资本。

    巢湖市散兵镇的夏亚兵说，自己这一代农民工与父辈只出卖苦力不同，都比较重视技术。夏亚兵从17岁开始就跟着师傅学钣金，后来因为这行太累，就改学钳工，然后一级一级的考，去年刚考了钳工三级。

    "前几年我一直在温州打工，每月收入有3000元。今年我回家乡找工作时，企业最高给我开出了包吃住、每月2500元的待遇，所以我觉得有技术在身，想找一份相对较高收入的工作并不难。"夏亚兵信心十足地表示，"艺多不压身"的观念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十分普遍。

    25岁的刘春林是万州区分水镇人，见到记者时，他正在万州区人力资源市场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他告诉记者，从头天到城里，他已经跑了一些企业和人力资源市场，总体感觉今年工作非常好找，但工资待遇还没有碰到特别满意的。

    "我理想是找一份工资收入不低于2000元/月的工作，这是我够还房贷和应付生活开支的基本要求。我们不是挑工作，而是我们这代生活压力太大了！"刘春林说，在农村，如今年轻人结婚的基本条件就是在城里要买一套房子。因此，每月的收入够不够还贷已经成了不少像他一样的同龄人择业的首要标准。

    他给记者算了笔账：每月房贷雷打不动，一家三口在城市里吃饭、穿衣、孩子奶粉等生活开支1000元。因为孩子小，妻子无法外出打工，全家的生活开支全指望着他，每月至少要赚2000元才能够应付。"就算我每月拿到2000元，除去生活开支和贷款，几乎存不到钱。"刘春林不无忧虑地说。

    如今孩子大些，妻子可以外出务工了，刘春林才稍稍松口气，但他仍然希望能找到一份收入相对较高的职业，以便能节余些钱以备不时之需。

    记者在各地采访新生代农民工时，他们普遍都表示"压力很大"。由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留在城市已经成了他们中许多人的梦想和追求，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当其冲的就是在城市买房。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和城里人一样，成为"房奴"。

    90后农民工李伟在年后去招聘会上转了一圈后，对企业开出的工资待遇之低感到吃惊。"晕死，有的企业只给600元、800元一个月，这点钱买两套衣服就没了。"李伟感叹道。

    采访中，刘春林、李伟等人表示，他们这一代农民工想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尽管他们是农村户口，但几乎一直生活在城市，他们的生活、消费都在向城里人看齐，希望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过得体面。

    "你跳了几次槽？"广东媒体同行曾作过调查，来自重庆的阿华（化名）当时还颇为得意地举起了4根手指。记者问："4次？""再在后面加个"0"。"看着记者因为吃惊而瞪大的眼睛，阿华笑得更欢了。

    这个从万州区响水镇“跳出农门”的22岁青年，在同伴中创下了跳槽次数最多的纪录。与他一同曾到过广东的伙伴则跳过10次槽。两人都在顺德的家具行业做了4年，已经算得上是"技术工"了，每月工资能有3000多元。

    具体说来，阿华跳槽的原因中，有不愿意加班，还有挨主管批评。有好几次，阿华只在工厂里做了七八天，就选择了离开。4年跳了40次，平均下来，1年跳10次，36天跳一次。

    去哪家工厂上班，阿华最看重的标准是薪水。出来打工4年，他已经有了一小笔存款。每个月的工资，一部分用于上网，一部分花在吃饭上，还有一部分用来跟朋友"斗地主"。至于工厂的环境，比如饮食条件的好坏，阿华并不在意，"食堂不好就去外面吃嘛"。

    工作对于阿华来说，似乎更多的在于享受世界的精彩。还没过完年，阿华就约了伙伴早早地离开了家，回到了春节前工作的那家工厂。"家里待久了实在没意思。"

    像阿华这类热爱跳槽的"85后"，是最让工厂主们头疼的一类人。实际上，珠三角春节过后的"用工荒"，相当程度上并不十分急迫，很多工厂只是在为接下来的几个月做人才储备。

    然而时代变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工作时间是以年为单位的；现在的年轻人，则是以月为单位的。"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更渴望学习，对于社会不公平，他们的"眼睛里也更容不了沙子"。

    绝大多数的青年农民工理想的月收入远高于1000元的标准，由于实际工资偏低，他们工资增长的愿望极其强烈。

    他们向往城市生活。在意愿上，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超过五成。女性的倾向则更为强烈，她们更不愿回到家乡生活。有71.4%的女性青年农民工认为如果条件允许，会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安居"。

    老生代农民工的文娱活动方式非常传统，多为看电视、读报纸、打牌下棋、打麻将、与老乡或工友聊天以打发时间等。对比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倾向于业务学习、上网、听音乐新潮的娱乐方式。以上网为例，16～20岁年龄段的选中率为29.1%,21～25岁年龄段的选中率为20.5%，而25岁以上年龄段的选中率仅为10.7%。

    迥异于上一代农民工平平淡淡、稳定中逐步改善的生活理念，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希望换种活法"，他们采取的是典型的"重过程轻结果"的生活方式，追求现时消费与即期效应最大化，注重工作和生活的愉快，重视生活的过程，追求生活的经历，追求刺激的体验。

    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加不满于生活现状。他们是怀着远大的理想或美好的梦想来到所在的城市打工的，他们试图通过进城务工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未来生活的预期普遍高于上一代农民工。　　□　三峡都市报记者 丁靳